新中国体育，经历了初期的苏醒和萌动后，在其后20年又遭遇了被迫蛰伏与突然登天的巨大反差。
在最高领导人及社会舆论的引导下，被“文革”停滞和打碎了的民族自信心，通过体育竞赛的胜利，瞬间将全国人民的情绪点燃至沸点。体育，尤其是竞技体育，从此在中国成为事关政治、外交、民心所向、民族团结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结合体。
乒乓球如何转动了地球
在新中国初期，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排斥，体育担当了超越其自身的职能，几乎任何重大的体育比赛背后，都事关国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关系。面对赛事，做、不做、如何做，都成了从上到下相关部门需要审慎考量的事件。
“乒乓外交”就是当年打开沉重国门的第一个成功的体育尝试
1971年3月15日深夜11点多，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鲁光。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，就听到屋外人喊道：“赶快到南三楼集合。”
这位后来因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一炮而红的作家，当时是国家体委宣传司的一名工作人员。这是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体委之后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——做31届世乒赛代表团的秘书。
1971年初，国家体委大院还处于军事管制之下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授意下，文革中受波及最大的乒乓球队开始恢复训练。文革的阴影尚在，但清脆的乒乓声响，还是打破了一些沉郁的氛围。
“冒死”参赛日本
“上飞机前，所有人心想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”
鲁光急忙穿衣下楼，快步赶到会场，代表团的成员已全体到齐。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主持会议。韩念龙说，自己也刚刚接到总理电话，让大家再次商量一下，究竟要不要去参赛。
“中国将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乒赛”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布在了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可是，在备战期间，关于究竟要否参赛的争议还一直未停息过。出发在即，这样的讨论再次被郑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。
代表团成员个个面露难色，据鲁光回忆，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，一派认为当时国内政治过于敏感，还是不参赛为好；另一派则坚持，既然已经答应了日本乒协，就应该信守承诺，按时参赛。争执不下，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。
最后，应总理的指示，代表团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汇报讨论结果。听取了各方汇报后，总理当即拍板，“权衡左右，我们还是应该去参加”。并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1500余字的请示信。
第二天，即收到毛泽东批示，“我队应去，并准备死几个人，要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。主席这样的语词并非虚张声势。日本右翼影响颇大，特别是1970年11月，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，引起轰动。在中国参赛之前，右翼人士也公然挑衅，“敢来日本参赛，就是"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"”，乒乓名宿梁戈亮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回忆说。
接下来，是具体安排参赛的细节。“不突出政治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是总理为本次世乒赛定下的总基调。但是政治立场也必须鲜明，“比赛中遇到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，中国队将拒绝比赛”。
临行前，每一个细节都细心准备，连要不要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这样的问题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最后，按照总理的要求，“下了飞机，就不要戴毛主席语录了，一些小的像章可以戴，大的不要戴了”。
临行前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，握着鲁光的手，总理嘱咐道：“万一有闪失，你们工作人员一定要冲在前面。”
3月17日，代表团开赴广州，转机前往日本。离开北京前，大家都纷纷跟家里托付了后事。“在广州，我们受到了广州军区领导的亲自接见，并且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。”梁戈亮说：“上飞机之前，还组织我们看了《上甘岭》，所有人都热血沸腾，心里想着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”。
按照总理事先的安排，为以防万一，代表团成员分乘德航和加航的飞机前往。梁戈亮说，当时很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“前赴后继”。两家航空公司看中了中国未来巨大的市场，都非常重视，亲自派经理压阵。起飞前，已想好了对策，一旦飞机出现意外，绝不在台湾降落，直飞上海或者香港。
承载国人的重托，这些刚刚经历了红色文化大革命“洗礼”的青年人，作为先头兵，冲出了重重铁幕，亮相在世人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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